三峡地下电站被世人称为“三峡工程的最后两个谜底”之一。作为当今国内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电站工程,三峡地下电站计划安装6台70万千瓦国产水轮发电机组,机组一旦全部启动,地下电站将“吃掉”水库汛期“弃水”,产出37亿度电量,使三峡水量利用系数超过90%。
葛洲坝集团作为三峡地下电站整体独家承建单位,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独特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汇聚起葛洲坝人的大智慧和无穷力量,为把地下电站工程打造成精品工程、品牌工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洞室开挖、混凝土浇筑、压力钢管安装、机组安装调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葛洲坝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国科学院士潘家铮、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冯淑渝、汪旭光等权威专家高度评价葛洲坝人承建的三峡地下电站洞室开挖工程:“地下电站主厂房和尾水洞开挖质量之高,出人意料。开挖形成堪称优良……这称得上是一个少见的精品工程,值得大书特书。” 葛洲坝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又一座丰碑,也在中国乃至世界水电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机组安装“把关人”刘兴文
刘兴文,葛洲坝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三峡机电安装项目部常务副总经理。近二十年来,他主要从事机组安装的技术质量、安全检查与监控工作,先后参与了天生桥水利工程、左江水利工程、三峡左岸电站等机组安装与调试工程的建设,多年的实践使他富有了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协调能力。在2011年三峡右岸地下电站建设中,他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过硬的专业素质、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拼搏奉献的精神,为三峡机组安装与调试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2011年是项目部关键之年,诸多工程项目交叉进行,工期紧、任务重是极其显著的特点,在人力资源又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刘兴文同志作为主管生产的项目部副总经理,狠抓质量、安全、进度、成本、文明施工五大管理,先后完成了三峡右岸地下电站两台机组的安装与调试任务。一直以来,他始终发扬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坚持现场跟班指导,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参于检查、监督与讨论、并且不断深化质量、安全管理和施工工艺的完善、积极探索新技术、新工艺,解决了许多施工中的难题。 刘兴文同志总是细心关注机组每个部位、工序的安装情况,关键的部位亲自动手,以保障质量安全为重点,全面推行精细管理、规范管理,使机组安装在条件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有序进行。刘兴文在机组安装质量、安全的把关上,始终秉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坚定信念,始终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始终执行“精益求精、锻造精品”的施工标准,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追求。
柔情硬汉臧爱勇
他是一个平凡而又幽默的人,他是一名普通的班组长,但他更是一位钢铁铸造的硬汉。常言道:企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班组,班组施工质量直接决定项目的成败和企业的荣辱。拥有凝聚力、集体荣誉感和充满智慧的班组才是一只让人“信得过”的班组。他就是这么一个能将班组人员凝聚在一起,让荣誉感充满每一个班组成员的普通班组长。他就是葛洲坝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三峡地下电站安装项目部转子单元的班组长臧爱勇。
2010年12月16日是三峡地下电站首台转子的吊装时间,从三峡地下电站首台转子开始安装他一直为了这个目标在奋斗。三峡地下电站首台转子的吊装时间也是他的生日,为了给公司再添一座丰碑、为了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生日礼物,他带领转子班全体成员整天奋斗在施工一线,转子叠片过程中要历经四次磁轭压紧过程,以往的每一次压紧过程至少要花费半个月的时间又花费人力和财力,为了节约时间向着自己心中目标前进,他提出了将压紧的套管和磁轭铁片焊接在一起,组成一瓣一瓣的扇形体,用桥机吊装压紧工具。经过他这么一改装现在转子磁轭叠装压紧过程只需要五天时间。不仅为公司节约了物力、人力、财力,更重要的是极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使磁轭叠装过程节约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极大的加快了施工进度。在他和转子班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下2010年12月16日地下电站首台转子如期的吊装,这个在他心中占据了半个生命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也为自己当年的生日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说:“这个目标能准时实现不是他的功劳是整个转子班组全体成员辛勤工作的结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勇挑重担的“80后”党文杰
GIS作为一个电站最高电压等级的设备,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葛洲坝人一直有个缺憾——就是未能摘取这颗三峡电站的明珠。在三峡地下电站,终于给了他们圆梦的机会,葛洲坝三峡地下电站机电安装项目部将完成三峡地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500kV GIS设备的安装与调试任务。 葛洲坝机电人将圆梦的重任交给了一位年青的责任人和一支年轻的队伍,他便是葛洲坝集团三峡地下电站GIS安装责任单元责任人——党文杰同志和他带领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年青团队。征雁北飞,头雁是关键,一支队伍是否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带头人是关键。党文杰作为葛洲坝集团三峡地下电站GIS安装责任单元的带头人,在生产一线,吃苦耐劳,为同样年轻的工友们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三峡地电GIS安装,受发电计划调整和土建施工的影响,工期被一再压缩,面对如此不利局面,党文杰同志始终奋战在施工一线,带领大家早上8点进入厂房,晚上11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这样一干就是3个月,硬是在与时间赛跑的比拼中笑到了最后。有人曾劝党文杰,作为领导没有必要守在前方加班加点,任务交代清楚让下面人去做就可以。党文杰用幽默的口吻说,知道为什么解放战争国军打不过共军吗?因为国民党带头人总是叫着“给我上”,共产党的领头人都喊着 “跟我上”。面对施工队伍中,年青同志多、新手多的特点,每道工序党文杰都亲自示范,将自己多年的安装经验毫无保留地手把手传授给新同志。
以三峡为家的工程师吴建洪
共产党员、葛洲坝三峡机电安装处总工程师吴建洪,他从刚毕业就参加了三峡左、右岸工程,到现在的地电工程,凭借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从班组技术员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对于三峡他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三峡成家,在三峡有了自己的孩子。从此,把工地当做家,而真正的家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却是几个月都不回去一次,就连年幼的女儿也知道想爸爸了,就到三峡工地去找他。 三峡地电工程从工程质量、工程进度都比左右岸工程上了一个台阶。作为一名年轻的总工程师,他深知要实现超越,必须迈开步伐改革创新,从前期的技术准备,最基础技术方案措施着手,不断进行方案优化。他在强化施工进度安排与场地布置的同时,要求“技术要先行、技术有保障”。对于重大项目、重要工序施工的技术措施,更是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多次研讨,最终确定比较合理、优化的技术方案。实践证明,经他敲定的技术方案在工程进度加快、工程质量提高、成本节约及安全保障方面都收到一定成效。
他一贯坚持身先士卒,除了正常白天工作外,还坚持晚上到前方施工一线。很多时候都是早上到施工生产现场上班,再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女儿周末放假,说“好想爸爸,爸爸不来看我,我就去看爸爸”,结果只是能够在早上起床的那一会看到;女儿生病住院一周多,他送女儿到医院后又转身回到工作现场。为了工作,他忙得甚至连自己也顾不上。一次他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大,家人要他去医院检查下,他硬是顶着肿胀的眼睛坚持着。
“拼命三郎” 袁瑞卿
身材魁梧的袁瑞卿,黝黑的脸庞显露出与29岁年纪不相称的成熟与稳重。2005年从三峡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施工管理工作。 在厂房项目部,提起袁瑞卿的名字,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不仅是因为他过硬的专业素养,更为他忘我工作的“拼命三郎”式的敬业精神所折服。至今,在三峡工地上还流传着他手术后十天捂着伤口在现场指挥施工的故事。 2009年3月,袁瑞卿身患疝气,腹膜破裂,疼痛难忍,而此时正赶上三峡地下电站厂房施工的高峰期,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让他不忍离开。袁瑞卿陷入纠结之中,最后在项目部领导和同事们的劝说下,他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3月20日,袁瑞卿在医院接受手术,住院7天尚未拆线,就主动要求出院,在家休息了3天,袁瑞卿实在躺不住了,不顾家人劝阻,来到地下电站厂房施工现场指挥施工。由于伤口尚未愈合,还在流着黄水,站立的时候腹部肌肉向外胀,伤口就会裂痛,他就用双手捂着肚子,减轻疼痛。这样捂着肚子坚守岗位,袁瑞卿坚持了一个多月。
袁瑞卿捂着伤口坚守工作岗位的情景,项目部600多名干部职工看着眼里,记在心上,他们被袁瑞卿这种近乎“玩命”的敬业精神所感动。“袁部长能够身先士卒,不顾伤病坚守岗位,对我们的触动非常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度过了难关。”回忆起这件事,工人小刘仍显得十分激动。工人们谈到对袁瑞卿的印象时,都说,“工作上他很拼命,生活中像个兄长,带领我们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爱较真的队长李俊
李俊,葛洲坝子弟,1993年从葛洲坝技工学校毕业,第二年就来到三峡工地,从事混凝土预埋,后又作过木工、钢筋工,现任三峡分公司厂房项目部综合一队队长。18年来,李俊从工人到队长,一直奋战在三峡工地上,成了为数不多的全程参加三峡工程建设的“元老级”工人。 “踏实、老实、务实、诚实的老实人,原则性强,爱较真。”周围的同事这样评价李俊。当天的工作任务,必须当天完成,哪怕是不吃饭不睡觉,也得干完当天的活。李俊说,“地下电站建设不同于露天施工,施工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多,必须着眼全局,统筹规划施工环节。而蜗壳施工更是环环相扣,不容出现差错,一旦某一施工环节出现问题或跟不上进度,就会对后续施工产生影响,进而延误施工进展。”在32号机组蜗壳施工期间,李俊每天吃住都在前方,晚上凌晨两三点钟就会自然醒来,跑到工地检查节点工序的落实情况。
工作上爱较真的李俊,生活上对自己也很较真。回忆起家庭,回想起3年前自己没能陪母亲去北京治病,至今,李俊仍愧疚不已。患糖尿病十多年的母亲已双目失明,生活全靠父亲一人照料。2009年10月,全家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决定前往北京的一家专科医院,为母亲做复明手术。作为家中独子,李俊陪母亲去北京做复明手术,本是义不容辞。可是,当时正逢32号机组蜗壳施工的紧张阶段,作为队长,李俊选择了留下。最终,年过六旬的父亲,只身一人带着母亲去了北京。后来复明手术失败,母亲依然生活在黑暗里,这件事成了李俊心中永远的愧疚,抹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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