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亚投行，千亿美元方案渐行渐近

发布日期：2014-11-17来源：本站编辑：靳明伟

[摘要]

　　印尼财政部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日前表示，印尼最早将在北京APEC会议举行期间宣布决定加入亚投行。“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加入。(佐科)总统已经发出批准信号。”班邦在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说。

　　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

　　作为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将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未来亚投行的成员并不仅限于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的21个国家。中方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机构，所有致力于亚洲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申请亚投行的成员资格。

　　但在10月24日备忘录的签署现场，亚太地区的四个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尼和澳大利亚的缺席引发了外界关注。

　　缺席者的两难

　　“到现在能有多达21个创始成员国，出乎我们意料。”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说。

　　从酝酿到签署备忘录，亚投行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有关亚洲国家举行了五次筹建亚投行多边磋商会议和一次部长级工作晚餐会。

　　按工作计划，预计各国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亚投行将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

　　“几个大经济体暂时没参加，原因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贸易协定和诉求，暂时不参加不代表以后一直不参加。”张力军说。

　　近期，印尼宣布加入亚投行。韩国财长崔炅焕也在北京表示，韩国需要更多时间敲定一些规则的细节，“韩国没有理由不加入AIIB”。

　　11 月7日，在北京举办的APEC中国日论坛上，南方周末记者就“澳大利亚为什么没有参加AIIB”的问题采访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时，这位84岁的 “APEC之父”直言不讳地回答，“你问错人了，如果阿伯特(澳大利亚总理)在这里我倒是想问下他为什么。这是个愚蠢的决定，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不参与到 AIIB中来绝不是理性的选择。”

　　澳大利亚的缺席反映了亚投行成立背后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

　　据《澳大利亚财经观察》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10月20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就职典礼时，直截了当地对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表达了对AIIB的态度，他认为AIIB性质模糊不清(ambiguous nature)并缺乏透明，不符合与世行和亚开行同级别的环保和人权标准。报道称，克里以私人身份要求澳大利亚总理“远离”(steer clear)AIIB。

　　但中国官员认为美国是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危及它在亚洲的控制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篮球赛，美国想要控制比赛时长、赛场大小和篮筐高度等所有的事，以符合它自己的利益。”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澳大利亚政府左右为难。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美国是澳大利亚最紧密的盟国，据报道，10月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阿伯特还曾经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午餐会上讨论过AIIB的话题。

　　澳大利亚内阁在此事上也分成了两派，其财长Joe Hockey和贸易部长Andrew Robb渴望加入AIIB，主张先加入后协商;而外交部长Julie Bishop则反对加入。

　　据《澳大利亚财经观察》报道，澳大利亚内阁就此话题辩论了两次，但第二次仅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讨论，最终国安委的建议是不加入。

　　对于政府的决定，澳大利亚前总理、国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基廷评论说，阿伯特政府做了其成立以来最糟糕的决定。“中国有诚意与其他伙伴一起来起草 AIIB的创始条款，中国人没有说你必须接受这个条件否则免谈，他们把文件摆在桌上让大家来修改。”他认为，现在全球经济重心正在转移到亚太地区，“1947年建立的北大西洋[-0.53% 资金 研报]公约多边关系已经终结了，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越早加入话语权越大，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也表明，加入比排斥更有可能影响中国”。

　　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现代历史与政治系讲师马克·霍恩(Mark Hearn)博士对南方周末表示，AIIB的成立是权力更替的标志性事件，他认为澳大利亚政界目前只有保罗·基廷充分判断了形势，“阿伯特政府是胆小的，也许被一种怀旧的惯性包围着，阿伯特认为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永远都由熟悉的大西洋联盟定义，认为世界的权力中心仍然或应该位于华盛顿，英语文化圈是他的盲点”。

　　另起炉灶

　　无庸置疑，亚投行的诞生是现有国际金融格局的重要补充。多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由欧美国家主导。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实行“世袭制”，世行行长由其最大股东国美国提名;IMF总裁一职六十多年来由欧洲人担任。不管怎么改革，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一票否决权。

　　而在亚洲，则有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亚开行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崛起时携手美国发起成立的。

　　自1966年设立以来，亚开行行长已连续9届由来自日本大藏省、财务省以及日本银行业的高官担任。中国也希望通过增资获得更多亚洲开发银行的投票权，但亚开行在2014年5月的年会上搁置了相关议案。

　　由于显而易见的竞争关系，日本没有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行列。

　　中国政府一直在为3.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寻找更好的投资渠道，中国愿意多掏钱，为此曾谋求在世界银行和IMF中更大的份额和话语权，但困难重重。既然动摇不了既定格局，只好另起炉灶。2014年以来，中国积极推动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海经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成立也是成果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备忘录签字仪式后会见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时说，这个新银行“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这个过程就像日本1966年发起亚洲开发银行一样。”斯里兰卡《周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如此评价亚投行的成立。斯里兰卡是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

　　南方周末采访的多名专家指出，亚投行的另一重任务在于帮助中国打通从太平洋[0.26% 资金 研报]到大西洋的战略通道，沿线国家融入中国发展轨道。将国内庞大的制造业过剩产能进行境外转移，实现规划中“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目前亚太区多边、双边贸易协定虽多，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在亚太地区，有东盟十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但几个主导国都有各自的目标，美国在推重返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日本想要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中国则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地区事务。这使得相关谈判变得艰难，经常会涉及经济主权让渡和政治敏感问题。

　　比如中国正在谋求加入TPP，但美国等不愿降低标准接纳中国。张力军回忆说，去年的巴厘岛APEC会议晚宴上，他问美国国务卿克里TPP是否要封锁中国，克里表示不想封锁中国，张力军又问，“那你建议中国怎么办?”克里回答，“你们要合规(match the level)。”

　　实际上，中国目前很难达到TPP的要求，比如零关税产品比例达到95%，大幅限制国有企业等。

　　“几大贸易协定交织在一起，各类原产地条款和特惠待遇五花八门，形成了‘意大利面碗效应’的恶性竞争。”张力军介绍。所谓的意大利面碗效应是国际贸易中的术语，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这一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成为各国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去年在巴厘岛召开的APEC大会上，各成员体一致认为基建是经济主权让渡最小、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一个突破点。”张力军说。

　　基建和互联互通最大的缺口是资金缺口，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充当主要的出资者，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而当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出口贸易乏力，也倒逼中国需要摆脱世界工厂的旧定位，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为此，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都曾提出过中国应该效仿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资本输出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近些年亚洲基建资金缺口很大，亚开行在这方面的作为并不是很多，你不作为还不让别人作为吗?”张力军说。

　　贷款条件更为宽松

　　亚开行的报告显示，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巨大的资金缺口。2010-2020年间，亚洲国家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是8万亿美元，而亚开行每年投放的基建贷款仅有100多亿美元。

　　2014年7月，世界银行总裁金墉曾表示，他欢迎AIIB的成立，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需要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私人部门能提供的1500亿美元。

　　根据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以GDP和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中国将占股超过40%，而印度将成为AIIB的第二大股东。

　　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亚投行的筹资方式将主要依靠发行债券，由各国财政担保，认购资本金。

　　亚投行的直接挑战对象是已有48年历史的亚洲开发银行，因为亚开行过去和现在的主要业务仍是基础设施建设。其英文名简称“ADB”，曾被开玩笑地称为“亚洲的坝与桥”(Asian Dams and Bridges)。

　　“亚开行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太平洋安全与评估公司顾问Pete Troilo认为，表现在亚开行从项目设计到实施到评估都控制得很严，往往依赖自己信任的日本或美国承包商。项目筛选上，亚开行只选择与自己认可的政府合作，工作节奏慢，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是其重要的考量标准，比如它会因为环保和气候变化因素，拒绝为一座煤电厂贷款。

　　据亚开行2013年年报，去年该行共向亚太地区批准发放了210.2亿美元的开发性贷款，其中能源、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占了60%，而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包容性增长的重点”领域的贷款，仅不到7%。

　　此外，亚开行直接参与项目招标、采购、合同授予和建设活动的监督，以确保项目的透明度、可计量性和经济性。而受援国政府则自己全权负责环保、劳动保护、卫生和安全、拆迁补偿方面的政策。许多寻求经济增长和不想被过度监督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喜欢亚开行的保守和官僚主义风格。

　　“时代已经变了，国际通行的贷款模式强调对受援国政府提供预算支持，同时要依赖于本地承包商和顾问。”Troilo认为。

　　与之相比，中国的银行贷款条件更宽松，且以需求为基础。在非洲的刚果和安哥拉等国，中国通过提供基础设施贷款获得了大量的合同，也引发了关于劳工人权和环保方面的非议。

　　据斯里兰卡《周日时报》报道，AIIB将向斯里兰卡等国提供门槛更低但利息率更高的贷款，“它将提供无条件贷款，这与IMF、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不同，但利率将更高”。

　　在汤敏看来，两家银行的股东结构不一样，亚开行的政策、运作更多的是由大股东即发达国家决定，而亚投行几乎所有的股东都是亚洲国家，这些国家自己决定投什么、怎么投等。

　　但他同时认为，亚投行在业务上要向亚开行、世行等学习的有很多，比如风控，“资金贷出之后如何不被腐败、贪污、浪费，如何保证项目质量，一些国家的政府执行力较弱，换届影响还款怎么办等，国际组织都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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